作者：绣猫
康年难以置信地问：“为了一己之私，宁愿抛弃家庭，罔顾伦理，你们还要一点脸面吗？”
令年道：“大哥，难道人不该为自己，只该为了家庭，为了维护社会的伦理而活吗？你把阿婉带在身边，难道也是为了替大嫂分忧，为了顺应新社会的潮流吗？”
康年愕然，旋即皱眉道：“民国政府并不禁止人纳妾。你大嫂很好，但人在烦恼时，需要有一个对象来倾吐，有些话，我不能同你大嫂说。你大嫂也不反对阿婉，你不必替她抱不平了。”
令年笑道：“大哥，你真是虚伪。政府不禁止，大嫂不反抗，即是对的事情。而我自知违背社会的伦理，宁愿远离上海，以免玷污于家的门第，这又是什么怙恶不悛的罪行，让你这样不齿？”
康年道：“我反对你们，并非以其不齿，而是不敢——妈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可也瞒不了多久，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从来对你视如己出，你是这样报答她的吗？”
令年道：“妈再失望，也不会比三年前那次更甚，这三年，妈不也好好地过来了吗？而我为了让妈高兴，嫁给了杨金奎，从结婚的那一刻，便不再是于家的女儿了。按照他们老一辈人的说法，出嫁从父，再嫁从己，即便你现在把妈搬过来，也没有权利干涉我。”
康年连说了几个好，“原来你这趟回来，不只为了和杨金奎离婚，也是特意来跟我断绝关系。我不知道你原来有这样的决心。你既然已经认定自己是无父母兄长的人，一封电报就能了事，又何必邀我来见面，多此一举呢？”
令年说：“大哥，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尊敬你的。”
康年仍是摇头。
令年又说：“我来见你，还有个原因。我从回国后就没有得到二哥的音讯，我想也许你和他通过信。”
康年深深地看着她，“你不要问我，我先来问你——你刚才因为阿婉的事情斥责我，我向你承认，男人的本性难免喜新厌旧，即便你抛弃了一切，他也愿意为你抛弃一切，过些年后，十有八九你们也会落到我和你大嫂这样的处境，而你不像你大嫂，还有家族和父母撑腰，你认为那样还值得吗？”
令年说：“那样我也不后悔。”
康年坐回沙发里，手抚着沙发臂，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他这个角度，和慎年如出一辙。康年沉吟着，说：“既然如此，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没有慎年的消息。何妈是和一个温州同乡回国的，她说，慎年现在似乎不在费城，也不在纽约，也许，他根本就不在美国。你不相信，我可以现在就把何妈叫过来，也可以把汤先生请过来。在你到上海之前，我本来打算自己去一趟美国，和他交涉这件事情，但他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令年抿住嘴巴，看住康年，整个人都凝固了。康年好似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说：你坐，令年便一言不发地坐下来。
康年说：“你不当我是大哥，我从男人的立场告诫你：不要被所谓的爱情蒙蔽双眼，忽略了一个人的本性。即便你是小妹，即便他曾为你抛弃家庭，立下海誓山盟。人的本性无法轻易改变。我一直认为慎年是一个冷酷的人，说不爱，就可以不爱，绝不会心软和回头。”
说完这席话，康年起身要走，此刻他的脸色已经缓和了些，对令年说：“如果你后悔了，可以随时回于家，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要去日本，我也会诚心祝福你和杨金奎。但你坚持要走那一条路，我除了同情之外，再给不了你任何帮助。”
令年说：“谢谢你，大哥。”
康年看她一眼，离开了会客室，汽车也驶离了饭店。礼查饭店位处苏州河畔，自露台上可以望见余晖中的外白渡桥。黄浦江上轮船拖着灰白色的烟缓缓前行。杨文庆从来没有坐过远洋轮船，他也伏在栏杆上，着迷地望了一会，说：“令姨，这是去横滨的船吗？你看甲板上的人，好像蚂蚁那样大。如果是去美国的船，会比它更大吗？”
令年说：“会像整个饭店那样大。”
杨文庆心里“哇“一声，他说：“佘老师以前说，美国离上海很远，离云南更远。如果是从纽约到云南，要绕整个地球大半圈。在没有大轮船的时候，分隔两地的人，一生只能见一次。有句诗，叫做‘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
令年聆听着，说：“还有吗？”
杨文庆说：“还有两句，你听我念：‘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这是说：秋意浓时，美景将逝，劝君珍惜时光。令姨，我不明白，冬天花谢了，春天花不是又会开吗？”
令年说：“对你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春夏秋冬，当然是没有止境的。”
杨文庆双手托腮，迎着江上的晚风，说：“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可以去美国。”
第126章
杨文庆散学回家，食盒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猛一刹车，把食盒也甩飞了。他把自行车停在街上的树荫下，走向家门。横滨的这个宅子，比上海杨府狭小得多，一个院子，几大步就走过去了，但打理得很洁净。家里只有两个日本下女，原本还有一个男仆，早晚接送他上学，自从杨文庆学会骑自行车后，便把男仆辞退了。因此并没有人出院子来迎接。
杨文庆放下书袋和食盒，先去邮筒里看信。他养成了这个习惯，每个月都固定地去附近邮电局寄信，所以每隔几日，邮递员就会把零零散散的回信投进邮筒里。他手里拿着一摞信，一面低头看着，到房檐下时，见走廊上摆着一双男式的黑色布鞋，这是大半年没有过的事情，杨文庆一愣，脱鞋之后，一边张望，脚步很轻地走了进去。
会客室里，有个男人的背影和令年对坐。那个男人一转过身来，紫棠色的方脸盘，扬起笑来：“你是小庆！”他的嗓门真大，把正在斟茶的日本下女都吓了一跳。杨文庆立即想起来，对方是云南姓李的一个陆军副师长。他对这个人并没有好感，闷闷地把头一点，信放在矮茶几上。李师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对令年说：“才两年，快有大人高了！”他啜着茶，正在措辞，余光见杨文庆这半大小子杵在旁边，很警惕似的，李师长便有些难开口了，眼睛看令年：“在上日本人的学校吧？放学回家，不做功课吗？”
令年说：“没关系，李师长，让他留在这里吧。”
李师长稍一踌躇，才问：“是不是高桥那些人的报复？”
令年说：“不是，是意外。”
李师长很难相信，“真的是意外吗？”
令年说是。
李师长低着头苦笑，说：“于小姐，我这趟到日本，也是护送蔡将军来疗伤，嗯，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因果报应’的意思？当初囚禁杨旅长，实在不是我愿意干的差事，所以一直对杨旅长有些惭愧。我在东京时，听说杨旅长去世，心想，也许是当初逼他从云南到日本，长途跋涉，引起了伤势的恶化，再加上心情不好，才抱着遗憾离开。所以我想，一定要来一趟，在杨公墓前当面谢罪。”
令年摇头说：“李师长，你不用惭愧。杨廷襄到日本，由日本医生做过第二次手术后，身体很快就完全恢复了。去年护国军一路打胜仗，大总统病死，他当时精神非常振奋，立即决定要回国去，替蔡将军效力了。临行的前几天，都是很高兴的，谁知在练习打枪的时候，竟然手|枪走火，当场去世，可以说完全没有遗憾和痛苦。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命运好像真的很爱跟他开玩笑一样，每每在最得意的时候，乐极生悲。”
令年在讲述的时候，杨文庆一直低着头，他在日本学校两年，褪去了些幼童的顽皮，坐立都是板板正正的。令年继续道：“当时我人在美国，一时赶不回来，丧事是小庆带着几个仆人料理的，所以，你不必把他当小孩子，现在他可以说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了。”杨文庆听到这话，也不禁把胸口挺了起来。
李师长听着，又觉离奇，又觉感慨，巴掌把杨文庆肩膀拍一拍，称赞道：“虎父无犬子哇。”
令年也对杨文庆微微地一笑。李师长得知实情，心里的郁闷也一扫而光。见这两个人，说母子非母子，说姐弟非姐弟，经历了一场丧事，倒感情甚笃了。李师长问令年：“于小姐，我在云南时，记得你曾说要自横滨去美国。这几年西洋各国一直在打仗，你美国的家人没有受牵连吗？”
令年脸上很平静，说：“我是去过美国，但和家人暂时失散了，所以还滞留在日本。”
李师长说：“你们上海于家，应当是亲朋很多的吧？没有到处打听看看吗？”
令年说：“有常写信去问，只是还没有消息。”
李师长很唏嘘，“原来如此。也许是打仗的关系，讯息不通，有信件在路上丢失了，或是耽搁了。啊，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来。”他把茶杯放下，从怀里拿出一张彩色的纸来，放在茶几上，说：“于小姐，你看这张画你认不认识？”
令年一怔，画里是热带树木掩映下的一栋红色房子。她不禁双手拿了起来，说：“这不是画，是外国的明信片，我曾经有过一张，但有好几年了，颜色没有这样新。”
李师长双手将腿一拍，说：“那看来是你的，我没有猜错。于小姐，真是对不住。这个画片，是两年前你刚刚离开后，从国外寄到了云南。我老婆，还有家里那些老妈子们，都不识字的，把信的封皮给丢失了，只是见这洋片子画的好看，当墙画看的。我来日本前的那一天在家，正好浆糊干了，它从墙上掉下来，我见后头有字，才知道原来是一封信，但是封皮丢了，又没落款。我活了四十多年，只知道你这一个既识中国字，又识外国字的女人，我想，八成是你的。”
令年只顾看着明信片发呆，听他说后头有字，忙翻过来，果然，两年前那些字迹已经被浆糊涂抹得有些模糊了。令年早已看出是慎年的笔迹，极力去辨认文字。也许当时慎年还余怒未消，或是为避免信落在别人手里，他的行文非常平淡和简洁。
“云南的信已收到。费城的房子业已交给经纪人转卖，三月前在纽约的法国银行入职，正好银行需要出一趟公差，我是唯一的一个东方人，所以被派往越南的法国银行。昨日在船上时，无意中看见这栋房子，就坐落在湄公河畔。觉得有些眼熟，船停靠在码头后，我又特意找回来，借相机拍下一张照片，依照实物着色，交给你对比一下，是否明信片上那一栋？如果是，我打算把它买下来，以纪念这种命运安排的巧合。幸好，这里离云南，比纽约要近得多，一天一夜的火车，就可以到了。”
李师长见令年手里捏着明信片，看完了文字，却久久也不曾开口，他有些惴惴，忙问：“于小姐，不知是不是耽误了你的事情？唉，我当时一听说，是两年前收到的，真是很懊悔，所以赶快拿过来给你。”
令年抬起脸来，微笑道：“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一些家常的话而已。”
李师长道：“没有耽误就好。唉，幸而只是两年，打仗的时候，家书在路上耽搁十年八年，或者干脆丢失了，也是常事。有时上一封信欢天喜地，说结婚生孩子了，下一封信到，人已经撒手去了，岂不是更难受吗？”
令年说：“谢谢你，李师长。”
李师长见她带着微笑，眼里却仿佛有泪光似的，恐怕这一趟来，勾起了她很多的心事，忙说：“那么，我先告辞了。”他转身，又将杨文庆的肩膀拍一拍，说：“小庆，你爹想回国，没回成，你想回云南吗？来给我当娃娃兵，你这个年纪，足够了。”
杨文庆虽然跃跃欲试，一见令年，却有些气馁，摇头说：“令姨要回美国读医学生，我和她一起去。”
李师长又赞一声好，笑道：就等你留学回来。李师长告辞后，杨文庆见令年也立马去换衣服，穿鞋子，手里还拿着那张照片。杨文庆盘桓在心里半晌的想法，顿时脱口而出：“令姨，这明信片是二舅寄的吗？”
令年一怔，来不及细究小庆为何会自动把它和慎年联系在一起，她点一点头，说：“是。”
小庆说：“我替你去发电报，我每个月都去邮电局，比你熟悉。”令年便写了几个字，询问慎年是否在越南或纽约的法国银行，然后交给小庆。电报发出之后，不过半月，便收到回复，但结果让令年很失望，越南方面说：于先生只是出短暂的公差，几个月后就回美国去了，而纽约则称：因为欧战，纽约的法国银行已暂时停业了，所有职员都已解散。
令年对此已经有一些预料，但还不算完全气馁。将杨金奎的后事料理完成后，她将两名日本下女辞退，与小庆远渡至美国。小庆有一点英文的底子，很快便可以正式入学，因为他走南闯北，经历比起同龄人异常得丰富，很快就交到了朋友，一应事务，完全不需要令年插手。令年在抵达纽约的当天，去了一趟法国银行，银行果然已经停业，并且张贴了租赁的告示。这时的纽约已经是个非常庞大的城市，人海茫茫，并且鱼龙混杂，而医学校的课程，又很繁重，令年只能暂且收心，回到学校去。
令年有一位叫做丹尼斯的女同学，按照家庭的要求，毕业后需要参加仁爱传教修女会，她却非常留恋俗世，对于来自中国的器物尤其痴迷。下课之后，丹尼斯邀请令年去都会博物馆，那里有拍卖行在做展览。令年说她没有打算要买什么，丹尼斯道：不买，看一看也好呀，也许在那里你会亲眼看到慈禧太后用过的痰盂，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令年架不住被她怂恿，二人便背起书袋，戴上帽子，来到博物馆里。展览的主题果然是满清皇室的藏品，有衣饰、碗箸、手札，还有一张穿长袍马褂的小孩子照片，年纪比杨文庆只略微小一点，正是逊帝的近照，被许多人围着看。甚而还有当初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盖过宝印、宣布退位的诏书——令年告诉丹尼斯，这个大概是假的。
丹尼斯把那些女性的饰物看了又看，恋恋不舍，走到一处展台前时，忙叫令年：“你快看，这里有一块玉牌，是不是很值钱的？”
令年走过来，目光也定住了。与一众真假难料的展品不同，玉牌是放在玻璃台底下的匣子里，被洁白的丝绸垫着。负责展台的人员戴上手套，把玉牌小心地取出来，介绍说：“因为慈禧太后的缘故，清朝皇室的女性们都热衷于翡翠。这是一块曾是皇室的藏品，的确价值连城。”
丹尼斯见这一块翡翠通透纯净，仿佛沁在掌心的一汪碧水，呼吸也轻了，说：“不知道它曾经的主人是谁？”
负责这个展台的洋人居然是个中国通。他说：“它最早是由皇帝赐给心爱的臣弟，多罗郡王，郡王之后传袭九代，直到最后一位镇国公毓亨，在皇帝逊位之后，他们的家庭也败落了，所以这一件传世之宝才流落到了民间，它的价值，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丹尼斯狡黠地笑道：“不能用钱来衡量，你们摆在这里做什么？我知道，展会上卖出去的展品，你们是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所以即便是无主之物，也必定要说它的主人是位王公贵族，并且编造出一段很离奇的经历，才好借机抬高价格，对不对？这种伎俩我懂得。”
那洋人仿佛受了很大的侮辱，脸都涨红了，说：“小姐，看来你并不懂中国的文化。”他将玉牌翻过来，给丹尼斯看背后镌刻的字，“这是一个慎字，正是最早多罗郡王的封号，之后数代也沿用这个封号，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它的确是王室的藏品。”
见丹尼斯仍是一脸怀疑，洋人把手一缩，要把玉牌放回匣子里，令年忽然说：“这块玉牌我要。”洋人和丹尼斯不约而同露出惊讶的表情，令年忙说：“我付得起价钱。”
洋人因为丹尼斯的无礼，迁怒到了令年，很傲慢地说：“我们需要当场付款。”
令年稍一踌躇，说：“我现在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钱，请你先替我收好，我很快回来。”
洋人耸一耸肩，只当她在开玩笑。令年刚一转身，有人便和她擦肩而过，捉住洋人握玉的那只手，说：“我可以现在就付款。”
令年的表情由错愕转为恍然，又转为惊喜，一瞬间，千言万语在胸臆，却顿口不提，瞬间买卖双方银货两讫，来人转过脸来，令年才如梦初醒，说：“二哥？”
慎年在低头签字的时候，心绪已经平静了许多，他将翡翠玉牌送到她面前，令年极力抑制住情潮，接过玉牌，紧紧握在掌心，隔衣贴在胸前。
慎年微微地一笑，说：“我把慎年还给你，你能把令年还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