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浮笙闲
所以，庞大的官员及其家属群体，再加上越来越多的，由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得到了大量经济补偿的明代宗室，按法律只需要缴纳极少的税款，在实际上可能完全被优免。
再结合仁宣以来，正统时期尤甚的官员侵占土地的狂潮，一个往往在王朝末期最为突出，隔了近百年又在崇祯手上继续复现的情况出现了：
官员和高级宗室拥有最多的土地，却只缴纳极少的税款。而承担明王朝大量财政支出的，却是挣扎在温饱线的百姓。
进而发生了更加荒谬的怪圈：
明朝为了让百姓活得下去不会造反不敢加税，可百姓却依旧活的艰难。
而一旦明朝的国库由于过于空虚害怕统治不稳试图加税，被进一步煎熬到活不下去的百姓就会揭竿而起。
——或者说，这到底也说不上一句荒谬。毕竟多少的王朝走到最后，都是差不多的下场，只不过明朝格外的典型而已。】
“……”朱元璋没有说话，他只是攥着拳，盯着那句“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百姓”。
朱棣也不敢打扰他这份压抑着的沉默，他猜测他的父亲也许想到了早年的经历，起义之时的风波，却没办法揣测他眼下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心绪。
他只好同样看着天幕思考：宗室为什么也要被天幕拉出来说？后面还特意强调高层宗室？
该不会——？联想到经济补偿那个词汇，他的脸色一下子僵住了。
他，的子孙，该不会为了削藩，给的钱太多了，让大明出现财政负担了吧。
不会吧！
而更可怕的也许还不在这里，朝廷也不是什么傻子，付不起的东西肯定是真的不会付的。自己现在就是藩王身份的燕王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高层宗室？怕是低层宗室的日子也不好过，却碍于高层宗室这些既得利益者而无法得到一条生路吧！
【为什么明朝会这么典型？我们拿在它之前，虽然武德不昌但到底经济拿出来绝对算得上一手的宋朝进行一个对比。
宋朝的土地兼并严重吗？很严重，最早的“不抑兼并”就是从宋朝手上开始的。
宋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也不少，可是宋朝最起码国库有钱，就算丢了半壁江山也足够有钱。而有钱就代表国家最起码能有行动力，能应对农民起义进行合适的安抚措施。
那为什么宋朝有钱而明朝没钱呢？
答曰：宋朝收商业税那是真的不手软。在宋朝，商税成功成为了政府的重要财源
我们知道失地流民如果没有稳定收入，活不下去的他们就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同样失去了土地对他们人身自由的束缚，成为了工商业所需要的一大要素：自由劳动力。
这也某种意义上是宋以后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的一个客观原因。
不管中央王朝到底是像宋朝那般鼓励商业经济的发展，还是像明朝那样坚持重农抑商政策，南方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大富商和大手工业主。
如果说，宋朝在这方面的敛财，还颇有唐末五代十国各地节度使盘/剥的风范，以至于就算只留下半壁江山国库依旧支持得起每年要给北方的岁币。
那么明朝对于商税的征收，就很有明太/祖农民出身的淳朴和一种因为不够理解带来的清澈】
朱元璋：……
朱棣：……
朱瞻基：……
朱祁钰：……
增加了一人的明初五代人，同样达成了跨越时间的统一：后世人，你自己听听，这话像样吗？
【朱元璋对商业的薄税，永不加赋的政策固然在元末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下，给予了民间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条件。
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明朝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机构的僵化变质就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商业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被官员和大商人、大手工业主攫取。
而农业税方面，明朝早在洪武年间，便有“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超科”的承诺，再加上农业社会农业税也不可能高到一定程度，所以也收不上来钱。
尽管有朱棣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具有海权意识的皇帝，郑和下西洋以及其他海洋贸易的衍生影响，给祖孙三代带来了不小的财富收益。
但随着堡宗的不加重视，海贸给明朝廷所带来的泼天财富，最后也只是昙花一现，更多不过落入了沿海地区/官/商/勾结的群体手中。
这样，有钱的收不上税，没钱的不敢收税。
明末的财政问题，哪怕在此之前有张居正的改革续了一波命，也到底积重难返，最后落得个国库空空，崇祯朝自己岳父借钱都借不到的下场，某种意义上也真让人欷歔。】！
第30章
明末积重难返？国库空空？一代皇帝,向自己岳父都借不到钱？
一连串的词汇被不间断地砸入朱元璋和朱棣的脑海之中，让他们紧跟着一片大脑空白。
“这后世人的意思是——大明亡了？亡在这所谓，财政问题上？”
朱棣喃喃开口,吐词之间都带着几分轻飘的恍惚——他们不是没有见过朝代的兴亡更替,这世上哪有亘古不灭之国？
但是,他老爹朱元璋才刚刚收拾好旧山河,明初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他才知道这样的帝国，之后将会交到他的手上，他正思考着自己将要如何带领大明走向更高的繁华……
结果话锋一转，灭国亡家的结局就砸到了他的头上。那被称为崇祯的他的不知道第几世孙披发覆面，以示无颜见祖宗在天之灵，毅然决然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
单看这行为,好像还确实保留住了最后一丝骨气,君王死社稷和他说的天子守国门还挺搭的是吧——但是就是心痛啊！心痛！
朱棣霎时虎目含泪：“爹！咱多找几个懂这‘经济’的人好好讨论一下吧！”
—
宣德景泰两朝的臣子尚且还能保持着一种冷静：后来的官员群体贪污腐败关他们什么事？
他们头顶上的两位皇帝,不管性格如何,都能称得上一句想要有所作为的英主明君,朝政的风气还没有堕落败坏地彻底，此刻也就没有满朝嚷嚷为自己辩驳澄清的混乱。
而朱瞻基和朱祁钰心里也清楚这一点，这对身处平行时空的父子几乎同时在心里下了差不多的决心：对官员的宽严,需要重新调整一下限度。
他们都是对看重的优秀臣子不吝于关怀与偏爱的人，但尚且能够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可是他们的后世皇帝呢？他们能够不随心所欲,不肆意妄为吗？
同时户部尚书们齐刷刷被加了重任：经济这种东西，应该和你们有关吧。
【当然,明朝的灭亡，原因相当复杂。我们不在这里多掰扯，回到黄萧养起义上来。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堡宗的用人问题也很突出：当时的广东官员贪暴，“广东右参政商惠，守已不廉，怠于抚字。”“宥内使张斌罪，时斌在广东，典守珠池，擅作威福，扰害生民”
可接到这些弹劾的堡宗却不以为然，看惯了仁宣之治承平之后吏治逐渐败坏局面的他并没有将这些垃圾官员明正典刑，反而放纵不管。
而自仁宣时期起，广东就时有发生水旱蝗灾，天灾不断，到了宣德十年更是以至于“广东肇庆、雷州一府，去年春旱田苗枯槁，秋田又被飓风涌潮渰没，禾稼无收，人民饥窘”。
这些都是隐藏在王振弄权之下的暗刺，正统早年就是一个看似强大实则暗流涌动的时局，可是堡宗没有意向去处理这些问题。
黄萧养一朝事起，最该前去平叛的广东官军，因为还有大部分在正统十三年被调去了广西平叛，所以时任广东左参议的杨信民数次奏请“调回在广西的官兵”，可是竟然均未获准。
此外，多年来的不修武备，使得广东守军此时不仅人数稀少，武器装备也落后老旧，所谓的装备更新，也基本上“多不堪用”。
守军的将领也“怠弃兵政，挟诈饰非”，面对反叛者只想着推卸责任、甚至弹劾夜巡官兵。
可以说，这一场起义，早年广东官军的应对将堡宗年间地方军队空虚、军械无用、官军组织失当所有的错误展现得淋漓尽致。
考虑到当时四面起火一般的起义形势，我有时真的觉得堡宗非正常人也：这大明天下到处都是火星子啊，你怎么做到不管内地愣是要亲征北伐的？
——只能说，在他眼中，起义是叛贼，反贼，是需要被清除的污点，不配被他看见的东西。而亲征北伐，是他足以夸耀的功绩吧。】
天幕对朱祁镇堪称辛辣的批判一字一句敲打在景泰臣子的心尖上，连心底其实趋向正统的老臣都哑然无语——说到底，最无法反驳的从来不是抹黑，而是确确实实的事实。
可是景泰没有进一步借着天幕的道理给他们施压，他的注意力放在后世人对地方守军的描述上。
“看来军事的改革，不仅要着手在京营与边军，还要加强对地方守军的关注。”他对同样正色聆听着的于谦这么说着。
景泰：（平静）骂垃圾能让他干得更好吗？我还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品种的垃圾？与其生气不如好好建设大明。
【黄萧养自正统十三年九月揭竿而起后，到正统十四年八月，因为朝廷始终没有采取正确的平叛措施，发展到了能够裹挟威逼百姓十余万，乃至于甚至有“船三百余艘”的地步。
正统十四年八月，起义军击败了张安、王清一人率领的援军。前者在战事开展之时，尚且醉卧舟中，最后身死；后者战败被俘，结果为起义军驱使，让广州城内的人为起义军开门。
啊这……你们正统君臣可真是臭味相投了……黄萧养起义虽然是农民起义，但是这伙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啊！
——打家劫舍，胁迫百姓，“所过杀掠，污及妇女”，“所过之地屠戮殆尽”。可以说是一群吸纳了大量盗贼匪徒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暴徒。
结果你为他们叫门……可真不愧是叫门天子的臣子啊。
虽然城中的官员们到底是清醒的，没给开门让这群暴徒进广州城烧杀抢掠，可是也已经无力反抗起义军的攻势了：驰援军队为敌所溃，大将为敌所俘。
同一个八月，堡宗在北边土木堡之变，当上了叫门天子；而广州在南边，成为了一座孤城。
它被围了三月之久，当地官员求援无路只能“相顾涕泣”，城中“米价腾涌，军民缺食”以至于“饥死者如叠”。】
天幕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朱祁钰在这份平静之下听出了那份淡淡的哀悯，他几近怔怔望着屏幕所显示出来的画面——那不惨烈，没有他想象的血腥白骨。
只有一轮依旧高悬在八月广州城天空之上的骄阳，路边层层堆积起来的瘦骨嶙峋的躯体没有被它具体刻画模样，它的画面追随着那纷扰的苍蝇蚊虫，对准着过路人的表情。
衣着富贵一点的人还有心情用衣摆捂住口鼻。而更多的却是麻木，任由追寻异臭之物的飞虫停留在他们的头上，脸上……
没有人有什么多余的反应。他们已经习惯了。
已经平定了这黄萧养起义的皇帝突然被这一幕幕的画面刺激到近乎反胃，更多的还是刺痛。
再如何的默默无闻不被重视，他到底是天潢贵胄的皇子，不曾亲眼见过人间的疾苦。而今众生百态被放在他的面前，撕破了他对一切治世的幻想。
这些人从来不是递给他的奏折上几句单薄的报告，无机质冰冷的数字。
——是一个个人。
【万幸的是景泰远比堡宗来的清醒。
正统十四年，在面对北京告急这样局势的同时，他依旧下诏宣布免除流亡民众赋税，通过免除三年赋税徭役鼓励这些流民回归本业；从本就捉襟见肘的粮食中拨出不小的分量，要求赈济各地灾情之下的受难的百姓，使其不用流离失所。
他通过土木堡之变认识到了明军素质、后勤补给、系统性贪腐等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下令整改，派遣御史对各地官军的整体与细节状况进行视察。
不久之后，他继续敕令百官，要求他们“务秉公廉，恪勤乃职，治民者悉心爱民，治军者悉心爱军”。同时对营救被掠百姓成功的军人大加封赏，鼓励军队向其学习与效仿。
面对广东官员素质普遍堪忧的状况，他果断选择听取了于谦的推荐，破格提拔了曾在广东素有善政“军民信服”、现今镇守雷廉的前左参议杨信民为一省巡抚“督其军，巡抚广东”。
选用一个这样一个双方都有所认同的政治人物，景泰的本意其实就是缓和矛盾，抚境安民。
此后再加上发放官粮，旌表向广东捐献粮食的士绅民众，罢黜为官暴虐的姚麟、黄翰、韦广等一批军政官员等措施，使得官场贪虐之风暂止，革新军器有之，作训士卒有之，更使得广州民心逐渐归附。
杨信民最后是在任上殉职而死，“广人手香灯吊，哭者数日”，“广东耆民，相率赴京，乞立祠祀之”。在他死后，他的副手兵部侍郎孟鉴“乃益加招徕”，配合都督董兴的军事行动，黄萧养起义最终失败。
除了黄萧养起义之外，景泰元年还有一场起义的首尾需要朱祁钰来收拾。
正统七年，浙江福建叶宗留、邓茂七等人因政府煎熬过度，偷采银矿仍然不能维持生计而爆发起义。起义军先后持续了八年之久，陆续有同样难以生存的百姓加入，流窜于浙闽赣地区，使其不得安宁。
直到景泰继位，下诏“今后并听闸办御史，从实酌量奏减”，使得浙南闽北银矿工人参与起义的必要性大大减少，继而才于景泰元年彻底平定。
整个景泰元年，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地平乱之中兵荒马乱地度过的。但我们回首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确实可以评价一句：
以“彼此人民，皆天之赤子”为念的景泰帝，以“生民为忧”的少保于谦，完成着拨正统之乱，反安民之正的历史性任务】
天幕给出了它的第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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