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人海 第67章

　　可问题是，如果在情急之下还能做到冷静思考的人，通常不太可能情绪失控。所以要求一个已经情绪激动的人多考虑一下其他角度，几乎可以说是超纲了。

　　当然还会有一些人提出疑问，你怎么就不多考虑一下后果呢？然而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是没有后果考虑这个命题的。

　　也就是说，这些劝阻只是一种行为上的表现，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而就在这个时候，宋昕提出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提到的角度。

　　后来听说支队有个请专家来分享经验的授课活动，许知砚立刻向戚沨提议宋昕。

　　但夏正却认为，戚沨决定这件事并不一定是因为许知砚的提议，就在宋昕阻拦张城的时候，夏正就观察过戚沨的表情，她看宋昕的眼神很不一样，透露出非常明确的欣赏。

　　不过这段夏正并没有告诉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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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眼下。

　　庭审进行到中段，开始请证人登场。

　　宋昕已经走到证人席，背对着旁听席，面向审判长。

　　检察官林一唯问道：“请问证人，你给被告做过多久的心理咨询？”

　　宋昕回答：“将近一年。”

　　“那么被告人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找你做心理咨询，心里有什么困扰？”

　　“有。具体是因为被告人检查出间歇性精神分裂，吃药经常断，症状得不到有效缓解。他对过往一些事耿耿于怀，一直处于精神内耗，仅凭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负荷，于是才通过希悦福利院的介绍找到我。”

　　宋昕语速不快，用短短两句话就透露出几个重点。

　　接着，林一唯又问起希悦福利院，以及董承宇的精神分裂。当然这部分在笔录中也有体现。

　　直到过场结束，林一唯接着说：“我想请问，以你们行业的经验，你们给受助者做心理咨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出精准的判断呢？”

　　“最少要半年吧。”宋昕解释道，“不过还要视乎咨询的频率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素养。如果半年时间只做了几次咨询，根本谈不上了解。如果心理咨询师的专业不够扎实，对受助者的情况不够上心，那么做几次都不会有进展。”

　　林一唯很快呈上一份已经经过专家评估的报告，证实宋昕的专业水平值得信服，此前也有辅导精神病患者的成功记录，而且宋昕对董承宇的情况倒背如流，借此证明宋昕的话有一定可信度。

　　林一唯说：“你提供的咨询记录和笔录中都提到，被告人曾多次向你反复提到他的心结，就是贾强当年疑似强|奸董承欣一事。被告人还说，非常后悔当时将继父打进医院，而不是第一时间冲到贾强家里杀死贾强。如果当时就杀了贾强，他的心结或许早就了结。请问证人，基于你的专业判断，你对被告人这样的心理会有怎样的结论？”

　　宋昕：“被告人一直坚信‘心病还需心药医’，认为贾强是他心理病的来源，只要去除这个来源，他的病就会好。而我也曾多次告诉他，贾强只是起因，并非病根。被告人需要从心态上调整状态，只有放下过去的事，才能摆脱心魔。”

　　“反对。”罗斐提出异议，“检察官的提问带有引导性，证人的判断过于主观。即便被告人真的这样说过，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杀害死者是早有预谋。不要忘了，被告人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时候没有持械，他是因为受到死者的语言刺激而激情杀人。如果死者当时没有进一步刺激被告人，而是将事情解释清楚，被告人不会砍下那一刀。而且在砍下那一刀之后，被告人没有继续追砍补刀，而是被自己的冲动行为吓了一跳，说明被告人事先没有预谋。”

　　接着轮到罗斐对宋昕提问：“证人，你在笔录上说，当被告人得知贾强至今仍在骚扰董承欣之后，在去找死者以前，这期间曾找过你一次，对吗？”

　　“是的。他那天情绪起伏很大，受到极大困扰。”

　　“那么他都说了什么？”

　　“他说他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想不到那个人渣逍遥法外十几年还不满足。他很担心因为工作太忙没办法时刻保护董承欣，害怕再发生当年那种事。因为这样，被告人已经连续几天失眠，白天还要不间断地送外卖，持续头疼，脾气逐渐暴躁。”

　　“那么基于你的经验和判断，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进一步刺激到被告人，还说出一些令被告人无法忍受的话，拿被告人最在意的事开玩笑，会不会令被告人做出极端行为？”

　　不等罗斐回答，林一唯便说：“反对。辩护人的提问同样带有引导性。即便死者曾经在语言上刺激被告人，这也不是杀人的理由。”

　　罗斐接道：“这的确不是杀人的理由，被告人从没有否认他杀害死者的事实。而我提的问题，是被告人犯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不能不问原因和动机，只看结果，就轻易裁定一个人的行为。”

　　直到宋昕忽然说：“我可以回答刚才的问题，用我的专业判断。也愿意为我接下来的话负上法律责任。”

　　“证人，你可要想清楚。”林一唯提醒道。

　　宋昕点头，遂看向审判长：“被告人最后一次找我，情绪的确很激动，也表示出极大的困扰。可当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的情绪就逐渐好转，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他说‘如果我再因为这个人渣坐牢，也许我以后都见不到我妹妹了，她一个人无法生活，她需要我’。”

　　“正是这句话令我肯定，被告人已经打消找死者寻仇的目的。被告人认为比起死者过去做的事，他妹妹董承欣的未来更为要紧。他有责任照顾智商方面有缺陷的董承欣，因为要送外卖，害怕丢失现在的工作，就连去精神科看诊都不敢用自己的身份。他曾说过不能靠拿低保生活，他还要给他妹妹存嫁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选择忍下来。所以后来当我听说被告人去找死者理论时，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和他那天的保证完全相悖。”

　　“基于我的经验，我当时的直觉就是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些‘意外’。如果被告人一开始就决定找死者，那么他就不会连外卖都不送而跑来找我。他这份工作对好评率和全勤考核十分严格，他请假就意味着当月可能无法达标。而他来找我，这个行为不仅是求助，也是一种自救的表现。一个求生欲这样强烈，在发现自己情绪极度不稳，还能生出自救意识的受助者，要令他做出杀人行为，这种‘意外’所带来的刺激一定强烈到足以突破他的所有精神防线。否则以被告人当时的理性思考，但凡有一点时间缓冲令他想清楚，他都不会砍下那一刀。”

第61章 只能说一句“当年我也和你一……

　　如果单独听宋昕的话, 加上他自身形象和颇具说服力的专业背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董承宇并无杀人意图。

　　可当宋昕话音落地时，林一唯却无缝衔接道：“证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设’。被告人的确杀害死者, 而且主观恶意非常强烈。在过去的心理咨询中他也多次表示出要除掉死者的意图。虽然在后面的咨询里, 被告人有过犹豫、摇摆,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死者杀害。我先基于这个事实, 就没必要再被告人‘会不会砍下那一刀’这种带有假设性的问题了。”

　　随即林一唯转向罗斐, 算是反驳，也算是回应他前面的话：“法律的确不能只谈结果而不看过程、起因, 但无论是怎样的原因都不能掩盖像‘故意杀人’这样的恶行。虽然被告人是为了保护妹妹而杀人，但杀人就是杀人。”

　　“我能提个问题吗？”没想到就在这时，已经作证结束的宋昕却忽然来了这么一句, 而且目光一直看着林一唯。

　　连审判长也也感到意外：“证人，你的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

　　“有些关联, 恳请审判长同意。”

　　“好, 你问吧。”

　　宋昕再次看向林一唯，又看了下四周, 说：“我不是司法体系内的人，但我听说过一些‘传闻’，像是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这样的事情, 到了司法程序，往往是不问缘由只看结果, 是典型的结果论。所谓的正当防卫不负法律责任, 据说只存在法条中, 现实里极度稀缺。只要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打到足以判刑的伤情，那么即便出发点是正当的，也要被判。为什么现实和书本差距如此之大？我相信和我一样司法体系之外的人, 更关注的是董承宇的动机和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而非只看结果。”

　　林一唯：“你所说的正当防卫和本案没有关联，董承宇既不是正当防卫，更不是见义勇为。而且他不是打伤人，是杀了人，情节和程度都非常严重。如果一味地将动机和过程放大来看，大到掩盖结果的地步，那么以后还会发生很多为亲人而杀人的恶性事件。而这个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

　　宋昕：“可据我所知，董承宇当天并不是‘独自’前往案发现场，他一直在和一个朋友通电话。在那段时间里，那个朋友所说的话对于后面的结果也起到一定催化作用。”

　　林一唯的表现一如既往地稳定，听到这话依然神色不动。

　　她曾做过十年律师，而后才转做检察官。也就是说，她曾站在过辩护席上，体会过被怀疑，被质问的立场。

　　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要为坏人打官司，审判长和检察官投来的目光全都带着偏见。也有办案民警抱怨过，辛辛苦苦找来的证据，明明都可以证明嫌疑人有罪，却被林一唯的三寸不烂之舌诡辩推翻。

　　林一唯见过各式各样的嫌疑人和证人，像是宋昕这种跑到证人席上展开辩论的证人过去也大有人在。

　　她作为检方，本该制止宋昕将话题扯开，将董承宇的法律责任分摊出去的行为，可她还是回应道：“你说的朋友指的就是本案的证人张魏。”

　　“是。”

　　宋昕不知道的是，林一唯当律师那会儿，就曾经利用过个别证人的狡猾和诡辩而逆风翻盘。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都是她玩剩下的。

　　“请问证人，事发之后张魏有和你提过案发当日他和被告人通电话的具体内容吗？”

　　“没有。”

　　“那么你所说的‘催化作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是依据我对证人张魏的了解。他也曾找我做过心理咨询。”

　　“做过几次？”

　　“四、五次左右。”

　　“我记得你之前说，要精准全面地了解受助者，起码要咨询半年以上，而且还和半年之间的咨询次数有关。如果次数过少，很难做出判断。对吧？”

　　“是。”

　　“既然如此，你只是给张魏做了四、五次咨询，怎么敢说对他足够了解，甚至了解到能精准猜测出他们在电话里的内容？”

　　“我有我的专业判断。”

　　“可是上了法庭，一切都要讲证据。你的专业判断是你的个人主观认知，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而你的主观倾向更偏向谁，在你的回答中我们都看出来了。你很同情被告人，所以你的专业判断已经失了偏颇。”

　　到这里，经验老到的林一唯基本上已经堵住宋昕证词的所有“出口”，令宋昕前面的证词可信度变得越发薄弱。

　　“倾向性”的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摘下来，这三个字还会给所有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可即便如此，宋昕依然没有放弃：“你这样评价我的专业判断，同样带有主观倾向。你们检察院的立场就是给被告人定罪，当我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存在的时候，你就用你的主观倾向来定义我的发言带有主观倾向。还有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的发言并不是给被告人脱罪，而是因为我更认同辩护人的观点，法律不该‘结果论’，更应该还原动机和过程。在我看来现在明明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但你们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这根本说不通。案件判罚应当令大众信服，而不是令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感到疑惑。如果你们可以解开我所说的疑点，令我信服，那么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话向证人张魏公开道歉。可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我的问题，我的疑问将永远存在，我还会认为在这个法庭上，这里每个人都在糊弄事儿。”

　　“我知道今天的庭审对被告人非常重要，这个案子要推翻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我在立场上没有任何倾向，纯属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将我看到的、产生疑惑的事实说出来。我做这件事没有任何动机，我和被告人非亲非故，我为他做心理咨询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利益牵扯。我只是认为这么严重的罪名，更应该弄清楚前因后果再下判断。我想如果你们或是你们的亲人有一天站在被告席上，却没有人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会明白被告人的感受了。”

　　当这番话落下时，旁听席上好几个人都在点头，似乎认同居多。

　　但也有人皱起眉头，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是杀人犯。听到“杀人犯”三个字，很难有人不会投去异样的目光。再说不管摆在面前的是天大的理由，杀人就是杀人。如果人人都拿亲人当挡箭牌，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直到宋昕发言结束，回到旁听席。

　　不管刚才那番话多么振聋发聩，对于法庭的进度却没有丝毫影响，所有人都像是没听到一样。

　　罗斐的态度也很平淡，并没有因宋昕的表态而借题发挥，显然早已料到这种结果。

　　不过想想也是，如果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审判方向，那司法程序将毫无秩序可言。

　　宋昕坐下之后，看着仍在继续的庭审，又调整了几次呼吸，犹豫片刻终于还是拿起手机，发了这样一句：“我似乎太冲动了？”

　　这话落下，又补了一句：“抱歉戚队，这话我不该问你。但我真不知道该和谁说。”

　　窗口上闪现着“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

　　直到全程没有表情的戚沨这样回复道：“起码你的发言我个人认同。”

　　听这意思，似乎还有“但是”，可戚沨却没有继续延展的意思。

　　宋昕用余光朝她的方向瞄了一眼，又收回，只是将手机扣在腿上。

　　到底不熟，有些话即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案。

　　话题看似结束，可那份没有说出来的答案，却持续在戚沨心头回荡着。

　　不得不说，宋昕的证言很有感染力。

　　肯定他专业的证明还是检方林一唯提供的，目的是通过宋昕的心理咨询，进一步证明董承宇对贾强早有杀意。

　　然而或许林一唯也没有想到宋昕最后会“调转枪头”，反过来为董承宇发声。林一唯便顺水推舟地指出宋昕带有强烈主观倾向这个点，来提示审判席宋昕的证词证言已经偏向被告人，需要谨慎采纳。

　　宋昕是心理咨询师，那是一个需要共情的职业。但在共情之余又要“精分”地做到“课题分离”。

　　如果过于冷静、置身事外，就无法和受助者感同身受。

　　而受助者大多是比较敏感的群体，他们一定会从咨询师“事不关己”的态度中感受到一丝不被理解，进而降低对咨询师的信任。

　　宋昕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受助者的信任，显然他具备超出常人的共情能力，自我消化的能力也很强悍。

　　咨询师和受助者谈论的是社会上为人处世的道理，以及内耗人群们的感性困扰，可以像是“朋友”一样畅所欲言。

　　一个对被告人有着同情、怜悯之心的咨询师，他的话放在生活里，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称职的咨询师，会愿意找他倾诉，就因为那看似简单，却如珍宝一样难寻的三个字：同理心。

　　可问题是，法庭是一个绝对理性客观，不能过分共情的地方。

　　此时的法庭上，罗斐和林一唯正在分别针对被告人进行提问，特别是案发当日的种种细节，包括被告人和证人张魏的那通电话，以及被告人和死者的前仇旧怨。

　　戚沨直视着现场，直到江进发来一条消息。

　　“这位宋老师，我相信他的课会很精彩，但有一说一，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理想主义，实用价值约等于零。还有，有点爱现。可惜他选错了舞台……哦，应该说是演讲台。”

　　戚沨回道：“可支队里有很多同事，都曾经是因为理想主义才当的警察。”

　　“那么现实呢？每一个人都要磕得头破血流，逐渐改变自我认知。不改变，在这个环境里一定会很痛苦，改变了，那就不存在理想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