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副市长摆摆手:“这个没关系,我这回是配角,是给我们王总和伊万诺夫先生打下手的,是来向咱们武汉的电子厂学习的。”
然后他又郑重其事地介绍,“我们王总和伊万诺夫先生都是投身高科技产业的,是电子产业的行家里手。听说了咱们武汉的电子厂,就过来看看。”
王潇笑着冲郭副市长点头:“我们本来是准备购买日本的光刻机,听我们黄市长说,武汉这边也有。我们就过来看看,看后续能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有升级的空间。”
郭副市长笑呵呵,还给他们递黄鹤楼香烟。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由于本地产品的销售情况和本地财政直接挂钩,所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直接要求,本地人抽本地烟,本地人喝本地酒,不让外地的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哪怕没有强制要求的,但政府官员也带头做表率。
可惜黄副市长谢绝了对方的热情:“不不不,有女同志在,我们不抽烟。”
这一下子,郭副市长掏出的打火机又不得不收回头。
好在他并不尴尬,直接招呼下属拿来了关于无线电元件三厂的资料,笑呵呵地邀请:“你们想看什么想问什么,都直接说。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王潇笑道:“那我们先看着,麻烦市长您了。”
郭副市长摆摆手:“不客气不客气,还要感谢我们黄市长我们王总还有我们伊万诺夫先生,肯赏这个脸,过来。”
他和黄副市长也不可能干坐着,索性挪了位置,到会议室门口去抽烟闲聊。
聊什么呢?1994年地方政府官员之间要聊天,那肯定绕不过税的问题。
黄副市长一个劲儿摇头:“我现在晚上不吃安眠药都睡不着觉,每天早上两眼一睁,想到日子要怎么过下去,真是两眼一黑。钱都交上去了,下面这么多地方要钱,我上哪儿给变钱去啊。”
郭副市长也跟着苦笑:“我们也差不多哦。我们萧州的市政建设根本跟不上去,没钱啊。好不容易攒了两年钱,准备好好搞搞建设呢。一下子,钱都交上去了,搞得我们现在也不敢花钱,后面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呀。”
他一边说一边摇头,“现在我们下面修路,都是村里自己想办法筹钱。我走在那个路上啊,我都觉得羞愧。”
他双手一摊,“怎么办呢,只能讲党性。”
王潇事实上也是芯片产业的门外汉,所以看资料的主力军是冯忠林从微电子所挖来的工程师。
所以当老板的人,也能忙里偷闲,听政府领导发牢骚。
她觉得“讲党性”这三个字实在太绝了,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为什么今年的shui要往中央走,还能推行下去的原因。
说白了,让任何一个能挣钱的小家庭掏钱给大家庭,然后等着大家庭重新分配,分回少少的钱。
这放在宅斗文里,下一步,小家庭的家长如果敢不分家,绝对会被读者骂臭了,毕竟读者的肝也是肝,读者的乳腺也是乳腺。
小家庭的其他成员同样也会怨声载道,觉得他们这个家长,是为了讨好上面的大家长,才牺牲他们的利益。
这就是人性啊,大家都想伸手要,不愿意掏腰包往外面拿。
小家庭的家长为什么能咬着牙,冒着被骂晕头的危险,点头同意了交钱给大家庭?除了讲党性之外,真的找不出第二个理由了。
王潇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真的,亲历过九十年代的历史,才能深刻感受到,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党是多么重要。
很多时候,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王潇都觉得政权岌岌可危了。但因为党还能稳得住,所以生活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最多只是抱怨两句,日子该怎么过,照样怎么过。
两位副市长抽完了一根烟,互相倒完苦水,又互相安慰。
转过头来,郭副市长脸上浮现的是笑:“怎么样?两位老总,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市里和厂里的要求是比较统一的,就是保留住工厂产业,具体怎么经营,我们不干涉。只要保证厂里的职工能继续上班,工资发的出来。”
王潇却直接摇头:“那不可能,三厂的职工,电子厂真正能留的,我估计都不到一半。”
空调呼呼往会议室你吹冷气,不时发出叹息一样的声音。
郭副市长笑不出来了:“哎,不能这个样子呀,职工都是干活的人,怎么能不留呢?”
王潇直接呵呵:“市长,我是钢铁厂子弟,从小在钢铁厂长大的。咱们国企的通病,我还不了解吗?一个人干活,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旁边瞎捣蛋。”
毫不夸张地讲,这个时代,国企人浮于事的毛病,比后来的政府机关人员冗沉更严重。
为什么呢?这跟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关。
国家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得到了灵感,在城里的工厂也开始实行改革,叫放权让利。
简单点讲,就是工厂创造的利润可以留下来一部分,作为对工厂的奖励。
这确实在短时间内大大提升的职工的积极性。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国家不参与工厂的实际经营。你工厂挣了多少钱,是工厂自己往上报道。
这就导致的,大量的工厂瞒报利润。
我挣了一百万,我说我只挣了十万。然后那九十万的差额,就归我工厂自己的小金库了。
厂里有钱,给职工发福利,招更多的子弟进厂,都轻轻松松。
但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之后,大量的工厂走向实际停产的状态,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可你之前招的工人,你现在也不能把人家扫地出门啊。
三个人干一个人的活,就成了不少工厂的现状。
郭副市长干笑:“那也是因为订单少,只要订单上来了,大家都忙起来,就没有闲人了。”
王潇继续微笑,她信他的邪!
还没有闲人呢,订单多起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两个人忙成狗,三个人闲成猪。
所以她只微笑不接话茬,扭头问自己带过来的专家:“怎么样?”
后者推了推自己鼻梁上,厚的跟酒瓶底一样的眼镜,表情有点迟疑:“去厂里看看情况吧。”
王潇没意见:“那我们现在去三厂,不知道方便吗?”
郭副市长立刻夸奖起来:“到底是改革前沿,看看啊,做事就是雷厉风行。”
他转头吩咐秘书,“打个电话给三厂,就说我们马上过去。”
他又积极推销,“其实我们三厂小而精,总共也就两三百号职工。他们要求也不高,只要能上班就行。”
这也是得亏现在国家对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抓大放小,需要改制分流的是中小型企业。
倘若换成大型国企,一下子一个厂几万人流向社会,那真是严打都打不过来了。
王潇只是笑,不接茬,眼睛余光看着车窗外的商场外墙的巨型电子钟。
商场楼下“雅戈尔”西装专卖店刚开张,橱窗里的塑料模特穿着垫肩夸张的藏青西装。
车子再往前,百货商店外面,穿喇叭裤的青年排着长队抢购“小霸王”学习机,高音喇叭循环播放:“学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政府的小轿车终于开到了厂区,路两旁的商场和商店也变成了苏式住宅楼。
楼外挂着褪色的“安全生产月”标语,晾衣绳上垂着灰蓝色的工装裤,像一面面褪色的旗帜。
郭副市长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点促动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商人,她居然松了口:“那我再看看其他人能干什么。”
市领导总算松了口气。
从前年,也就是1992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名为"破三铁”的运动——打破国企工人们的"铁饭碗”、国企干部的"铁交椅”以及国企职工的"铁工资”。
但话虽然这么说,跟你唠叨实际上你要砸了人家职工的饭碗,职工肯定要跟你拼命的。
你都不让别人活了,别人凭什么让你活?
不管干什么,好歹先有份工作吧。
车子开进了三厂,厂领导已经在外头等着了,同样是一头的油汗。
他先跟郭副市长打招呼,汇报工作:“厂里工人都喊了,马上就能过来开大会。”
郭副市长问远道而来的贵客的意见:“那先坐着歇歇?我们武汉的夏天啊,确实难捱。”
王潇摇头:“先看厂里的情况吧。”
天太热了,厂长还安排了人给客人们发奶油冰棒,好降降温度。
王潇一看到冰棒,心里就咯噔一下。
伊万诺夫见她脸色不对,小声询问:“怎么了?”
王潇摇摇头,含糊其辞:“先看看吧。”
结果一看一个不吱声。
麻蛋,谣言究竟从何而起?谁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是生产光刻机的?
她就说,一个生产光刻机的工厂,大夏天的,连个冷气都没有吗?
厂长也是满脸懵逼:“啊?光刻机?不是啊,我们是生产插件式电阻、电容这些元件的。我们的产品质量还是很好的。”
当然,在价格方面没有竞争优势。
因为现在的乡镇企业一个比一个厉害,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片式元件。它们没有沉重的职工负担,也不管职工的养老医疗问题,所以价格能压得他们厂低30%-50%。
王潇已经没心思听下去了。
黄副市长更是瞠目结舌,下意识地强调:“你们不搞光刻机?我看到你们之前有本书叫《光刻掩模版的制造》。”
厂长摆手:“那个不是一回事,我们是用手术刀和不锈钢直尺刻版,给875厂做掩模版。”
这下子,乌龙闹大了。
郭副市长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是我们工作没做好,造成误会了。”
黄副市长也摆手:“不不不,是我的责任,我没调查清楚。”
他冲王潇拱手致歉,“对不住对不住,王总,伊万诺夫先生,害得你们白跑一趟。”
王潇的一颗心却莫名地沉静下来了。
在她穿越之前,她就听说过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了。
因为光刻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网上的热门讨论对象,网上有很多关于国产光刻机的科普资料。
这些资料基本都没绕过一个单位,就是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
在这些号称是科普的文章里,三厂的《光刻掩模版的制造》,是半导体行业的生产指导;三厂在光刻机的科研上已经有了20多年的技术积累;如果不是改制去做食品厂的话,该厂在光刻机项目上,是非常有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
王潇得承认,当年她看着这些科普文章的,也跟着痛心疾首过。
现在她人站在1994年改制前夕的武无三厂,她只是想伸手捂脸。
看吧看吧,闹笑话了吧。
郭副市长道完歉,又冲王潇带来的微电子专家摇头:“叫专家看笑话了啊,难怪你在会议室一句话都不说呢。”
微电子专家露出尴尬的笑:“我看资料的时候,以为是保密性质,所以资料里没提,必须得看厂里的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是,领导都信誓旦旦,他即便存在疑虑,也不可能直接推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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