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绣猫
康年不耐烦，隔窗催促道：“车在外头等半天了，你走还是不走？喝喜酒，可迟不得。”
卢氏一面解纽襻换衣裳，头也不回地说道：“我又没有叫你等我。你走就是了，我约了别人一起走。”
康年道：“你不早说。”却也正中下怀，抬脚便走了。一直走到前厅，又折了回来，走进房里，将大少奶奶从头到脚打量着，问道：“你约了谁？”
大少奶奶听他那话音，很怀疑似的，便在镜子里瞥了他一眼，故意说：“一个朋友，怎么？”
康年摇头道：“我们上海人，你是看不起交朋友的。你的朋友，不是都在湖州吗？整天托我的账房，给你老家写信。有时间，我倒要好好审他一下子。”将长衫的下摆一拂，坐在了长椅里，板着一张脸。
大少奶奶扑哧一声笑了，说：“难道我还骗你？我是同三妹说好了，要接了她一起去周家，完了，还要一起去喝茶，听戏，逛园子，‘接触社会‘。”
大少奶奶现在常拿“接触社会”当做话柄，康年只是一笑，心想：愿意出门，倒是好事。因为令年现在要做护士，自搬出去后，每月也只有月头、月中来同于太太请安，而他忙于公务，两人竟然再没机会碰面了。便说：“索性也接小妹回来住两天，我有许久不见她了。”
大少奶奶心想：人家现在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外头随心自在，谁耐烦回来敷衍你们一大家子？嘴上说道：“小妹那个家倒好，我去瞧了一次，虽然不大，可也布置得很有样子。姑爷那些当兵的手下都在衙门里住，府里只使着两三个丫头，加上听差和厨子，全家上下不过十来口人，清静极了。”
康年摇头，“你去就是了，我不乐意看见那个杨金奎。”
“提起这个杨字，你和慎年两个，赛过个的脸难看。”大少奶奶道，“一个咱们小妹，嫁了个土匪，一个周小姐，嫁了个伙计，放在我家，这种事可是想也不敢想。”因为芳年还在那里鼓着脸颊生气，大少奶奶在她脸上摸了摸，笑道：“你以后别嫁个红头发、绿眼睛的洋人，妈妈就谢天谢地啰。”一面说话，到底还是换上了那件薄纱长袍和绸裤，与康年前后脚出门去了。
周府这场婚礼，体现了新时代的气象。没有搭戏台，也没有闹新房，以南京参议院的议员为首，各路官长，商界名流，依次上来发表讲话。后来，又有个英租界的洋人也带着翻译登台了，说一句，译一句，又把印有汇丰银行某某人的名片子满座去发，仿佛今天不是吴周那一对青年男女婚礼，倒是在开万国通商大会。大少奶奶已听得不耐烦了，扯了扯令年的袖子，两人便走出来，乘车到了张家花园。被堂倌请到楼上轩室，满堂清风徐徐，窗外枝桠低垂，大少奶奶用手绢揩了揩汗，说：“这样的喜酒，啥人高兴去吃它！啰嗦也啰嗦饱了。”
令年笑道：“大嫂，你瞧没瞧见，新娘穿的是凤冠霞帔，大红裙褂，新郎却打着领结，穿着皮鞋。”
大少奶奶道：“周老爷就是这样的人嘎，既想当洋人，又不舍得不做中国人。你看，啥人他都巴结得来，怪不得生意做得大。像二弟那样，天生的少爷脾气，两句话就要给人钉子碰。”说着，把头一摇，很不赞同的样子。
令年对家里的生意是不轻易发表什么意见的，便自己找位子落座，堂倌将菜牌也递了上来，大少奶奶就着她的手看了一看，倒有大半的菜名不认得它，奇道：“这些都是番菜吗？”
令年道：“大嫂，咱们今天吃大菜，你说好不好？”
大少奶奶笑道：“怎么不好？我也来见见世面。”便也在令年旁边坐了，拿起菜牌，口中念念有词。等菜的时候，堂倌先用托盘送了两个雪白的细骨瓷带把手茶杯，卢氏问是什么，堂倌道：是蔻啡。卢氏又问：什么是蔻啡？堂倌便说：是外国人喝的茶。
卢氏见里头黑漆漆的，旁边小碟子里还有方糖来配，心想：大约是红枣姜茶一类，便捉住把手，啜了一口，忙又吐到碟子里，心想：苦煞人，又有一股焦糊味。因堂倌在旁边，怕他要笑话，便打发他道：“去拿茶水来我漱口——要咱们的茶，不要洋人的茶。”转头一看，令年的蔻啡也放在那里，纹丝不动，卢氏笑道：“原来你也晓得它不好喝，却故意要来看我洋相。”
令年咦一声：“我看你平日，菜要挑苦的吃，苦瓜，苦菊，苦笋，唯恐不够苦，怎么这个又不爱了呢？”
卢氏漱了口，道：“苦瓜，苦菊，苦笋的苦，和这个苦又不一样了。况且那些都是药材，于身体都是有好处的，这个又算什么呢？”
令年道：“你只是第一次喝，不习惯罢了。许多人是爱喝它的，喝惯了，就和抽烟一样，一不喝，就浑身没精神呢。”
卢氏道：“大烟那又是什么好东西了？照你这么说，没钱的人喝了它，岂不是糟了？这一小杯就要一块钱呢。”便将蔻啡推开，不肯再去碰它。
令年今天有些犯懒，便也只浅浅喝了一半，叫堂倌撤了下去。又上来一道煨乳鸽，配着酸酸甜甜的酱，那堂倌介绍道：这鸽子竟是从美国来的。卢氏不信，说：“一路从美国飞过来？那恐怕瘦的皮包骨头了，肉也老了，怎么你们的鸽子却很肥？”
那堂倌笑道：“当然不是它自己飞来的，是人从美国带回来的种鸽，在广州繁殖养大，我们东家特意从广州进的。”
卢氏道：“姑且算是外国来的鸽子吧，但我觉得还是用咱们的党参黄芪清炖的要好，这个酱也太腻了。”
堂倌哭笑不得，说：“后头还有，但也是甜的，太太还要不要了？”
卢氏道：“既然点了，你就上吧，我妹妹爱吃甜的。”
堂倌便把甜点奉上，是两碟晶莹剔透的布丁，上头淋着果子露。因这个家里孩子也常吃的，大少奶奶便不挑剔了，说：“这个还好。”自己把布丁吃完了，见令年仍只略微碰了碰，她奇道：“你今天怎么了？水米不进。”便叫堂倌把菜牌子拿过来，要换一道给令年。
令年将她拦住，笑道：“不用换了，反正都是些凉凉甜甜的东西。”
卢氏道：“这么热的天，你难道想要一碗滚烫的汤喝？”
令年只是微笑，卢氏便也会意了，趁堂倌不在时，说：“我晓得了，你是身上不方便。是不是小肚子还有些胀疼？我以前也同你一样，生了孩子就好了。”她将手绢拿起来，轻轻地扇着，笑道：“你们结婚也有一年多了，怎么还没动静？我看姑爷一个月，怕有二十多天在外头，夫妻老不在一起，那可不行。”
令年道：“不是因为那个。”她在大嫂面前，当然不能剖露心迹，只笑道：“你看大姐，不也结婚许多年，才有的吗？”
卢氏道：“那可不一样。斯年以前是小产过的，因此稍微艰难一些。”她用手绢托着腮，自己想了一会，把一双秀丽的眸子又投向令年，凑近了些，低声说：“你晓得斯年为什么忽然急着回去吗？”
令年看她这幅神情，便知道有缘故了，她摇头说：“不晓得。”
卢氏道：“是我的丫头，听她的丫头说的。原来长龄在外头也养了一个人，她公婆倒是勿有啥，斯年却不松口，这趟来上海，也是想借机叫长龄在上海谋个事，短期内索性不要回去，好和那头断了，谁知那天突然南京来了电报，说那个人有身孕了呢。”
令年一怔，不由道：“那大姐怎么办？”
卢氏道：“还能怎么办？把人接回家去了。”
令年用小银匙在玻璃盏里轻轻拨弄着，没有说话。卢氏将她手一握，说：“你这手是有些凉，得闲该回趟家，叫大夫给你抓几副药，好好调理，早早生个孩子，也有个依靠。”
令年笑道：“瞧你这话，大哥总没有对不住你呀。”
卢氏也笑了，将她的手放开，说：“就连你大哥，我也不敢打保票。你们家里人口算是简单的了，我在湖州那样的家庭长大，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呢？”
这时，概因她说话声音大了，那外头的堂倌当她是叫“来人”，便走进来，问两位太太是不是要会账，卢氏却将银匙一放，笑道：“是要会账，你替我叫找个人来。”吩咐了堂倌几句，不多时，那堂倌去而复返，将竹帘一掀，见慎年走了进来，卢氏哧的笑了，起身说：“果然你在这里。”
慎年只听堂倌说有两位太太请他来，正纳闷，见状，也莞尔道：“大嫂在哪里看见我的？”
卢氏双手环抱着手臂，靠在纱窗上笑道：“我倒没有看见你，不过呢，我会神机妙算。我算出来你在这里。”
那堂倌见他们是叔嫂，便在卢氏旁边添了把椅子，重新斟了茶。卢氏不肯坐，在窗畔来回踱着瞧景色，慎年见中间那把椅子空着，移到令年身侧坐了，一转头，正和令年面面相觑。他对卢氏笑道：“那你算一算，大哥现在在哪？”
卢氏道：“不就在周家喝喜酒吗？”
慎年道：“我走时，他也走了。”
卢氏便啐一口，道：“我好好的，算他做什么？”见令年饮了热茶，脸色已是好了不少，拿着一柄素纱的团扇，抵着脸颊，微笑不语，卢氏怕她要将自己拆穿，先笑道：“好了，你当我真会算吗？我是在周府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会黄警长的太太，有点日本人的式子的。我听见使女同她说，老爷走了，黄太太很不高兴，问是不是去了堂子，使女说去了张家花园，黄太太又问，还有谁，那使女便说：有甚么何大先生、于二公子。我心想，和二弟很好的一位叫黄炳光的警长，在日本留过学的，不就是她的外子吗？”她冲着令年一笑，说：“索性我叫小妹也带我来这里，瞧瞧你在这做什么呢？”
慎年便说，只是朋友相聚，没有做什么，又叫堂倌回去一趟，替他同黄炳光等人辞别。卢氏便不去深究他，因为她是大嫂，和小叔子、小姑子相约在外头见面，兴致倒蛮高，也要请慎年喝蔻啡，吃大菜，“今天是我做东，你随意点，我看这里洋烟、洋酒，简直无所不有，怪不得你们男人爱来。”
慎年心想：你是大嫂，难道我在你跟前吃烟喝酒？便只要了一杯蔻啡。卢氏见那堂倌在旁边又要介绍他们美国的鸽子，南洋的鸡，便摆摆手，说：“别的都好，只别要那些生冷的。”说完，自己转过身去，在窗畔乘凉。
因为慎年在这里已经很熟悉了，也不必再看菜牌子，说：“这里也有热的甜点。”叫堂倌端出来两客巧克力的蛋糕，果然是热烘烘的，外头酥脆，里头柔软，馅里又有点花生的味道。卢氏用匙子尝了几口，说：“这里头有酒吧？”
慎年说：“有朗姆酒。”
卢氏忙说不要了，“可别吃得醉醺醺的回家。”见令年那一客蛋糕快被她吃完了，笑道：“你倒跟我客气，早点说话，也不必浪费那些布丁、鸽子了。”
令年笑道：“别人请客，我闭着嘴吃就是了，哪好挑三拣四呢？”
卢氏指着她道：“你也好意思，再没有比你更挑的了。”卢氏与慎年便一起看着她吃完，卢氏会了帐，令年一瞧挂钟，快要一点，便说要回医院了。卢氏道：“说好一天都是我请客，饭既吃了，我叫车送你回去。”便自己取出钱袋来，叫听差去雇了两辆车，令年也不推辞，与卢氏各自上车，分头而去。
慎年从张家花园驱车到银行。那大掌柜正在签押房外头理账，见慎年进来，忙起身相迎。慎年在案后坐了一会，只是出神，既不要茶，也不要帐，掌柜才要走，慎年又把他叫住了，说：“三小姐是不是在这里存钱了？你把她的帐拿来。”
掌柜说：“啊，是。”站在那里只是笑，却不挪动脚步。慎年看了他一眼，那掌柜才笑道：“三小姐说，不让给你看呢。”
慎年道：“只是不让我看，还是谁都不能看呢？”
掌柜道：“不相干的人，倒也看不着。但三小姐的确说，不让给二少爷你看。”
慎年说：“你去拿就是了。”
掌柜只得将令年的账簿拿来，不等慎年看，自己先笑了，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我是不明白，为这点钱，三小姐也不必亲自跑过来。你看，三小姐隔三差五来一趟，每次都有零有整的，到现在，共存了壹仟贰佰零壹块洋钱。还有一块是你的。”
慎年看完，没什么举动，叫掌柜将帐仍旧放回去，只说：“别跟她说我看过。”
这时，听差走上来，说：张家花园送了东西来。那堂倌也被他领上来，拿着一个袋子，说是两位太太落在番菜馆里，因为这堂倌是认得慎年的，便送了过来。慎年打发了堂倌两块钱，将袋子打开一看，却是一怔，里头扯出来一件洋服的上装。
那掌柜道：“看长短，像是大少爷的体格，不过我倒不怎么看大少爷穿洋服。”因他知道慎年晚上不见得回于宅，便说：“打发人给大少奶奶送回去吧？”
慎年道：“先放着吧。”等掌柜离开后，重新将袋子打开一看，里头有衬衫、裤子，袜子，倒是没有内衣。他也不动声色，把这袋子原样放在一边，自去理账，果然不到半个时辰，令年也急匆匆地来了，慎年把袋子给她，随口道：“这里头是什么？”
令年见他案头还堆着契单、票据，那袋子是远远放在门边的，只当他没有去看，便说：“是我自己的衣裳。”
慎年颔首，问她：“蛋糕好吃吗？”
令年道：“还好，只是有些太甜了。”
慎年道：“配茶正好，下回再去。”
令年心想：下回，也不知谁和谁再去。她含糊地将头一点，拎起袋子，说：“我回去了。”却听见底下一阵呼喝，又有桌椅摇动的声音。夏日的午后，大堂原本很寂静，稍微有点响动，在楼上听得格外清楚，慎年微一皱眉，这时大掌柜也上来了，他脸色不虞，对二人道：“三小姐先在楼上坐一坐吧，底下有人在闹事情。”
慎年道：“什么事？”
掌柜道：“有一伙人来，问：是不是一块钱就能开一个户头，柜台上说是，他们就拿了一个钱袋，说有一千块洋钱，要开一千个户头。柜台说不给开那么多，他们就要砸店，还要去登报，说我们说话不算话哩。”
令年见慎年也沉了脸，半晌不作声，底下还一阵锵锵的声浪，便说：“给他们开就是了。”
掌柜苦笑道：“三小姐，一千块钱，开一千个户头，没得赚不说，还得几个柜台从早到晚，干好几天，他们那些人，凶神恶煞的，就守在堂上，要吃要喝，喊打喊杀的，哪个客人敢进来做生意？这是逼我们歇业呢。照我说，叫巡警来，把他们轰走就是了。”
慎年攒眉想了一会，说：“给他们开吧，也不要歇业，你再去把这事情登个报，老百姓不敢进来存钱，来看热闹是一定的。再花钱雇两个巡警，也在旁边守着。”
掌柜道：“这样一来，可真是赔大了。”
慎年道：“也没有多少，你照做就是了——等他们走的时候，你找人跟上去看看，他们是什么来路。”
掌柜答是，对令年道：“三小姐从后门走吧。”
慎年说：“我送她。”便自己拿了汽车钥匙，和令年一起，自走廊向后门而出。因为银行这点波折，彼此都无心闲话，一直乘汽车到了仁济医院外，令年才回过神来，对慎年道：“你这几天也在家里，别出门了吧。”
慎年点一点头，见她探身，便先伸出手，把那布袋子从后面拿了过来。他也不急着还给她，将里头男式的衬衣拿出来，笑道：“你什么时候穿男人的衣服了？”
令年一怔，把衬衣拽回来，放进袋子里，低头道：“你怎么翻我的东西？”
慎年看着她的发顶，慢慢说道：“一个杨金奎就算了，你再胡闹，我就没这么客气了。”
令年把那个袋子一点点理平，抬起脸来，已是镇定了不少。她笑道：“二哥，你乱翻我的东西，怎么还倒打一耙？这些衣服是一个英国人，汤普生医生的。这人五十岁了，家里太太也不伺候他，他就付我二十块钱，叫我替他洗。反正我自己也不动手，只是顺道带回家，叫家里的下人给他洗。”
慎年道：“我给你二十块钱，你不要给他洗了。”
令年却不肯，把那个袋子拎在手里，说：“我又不是为了赚他的二十块钱，只是这些洋人戒心很重，我帮他一点小忙，他也愿意多教我一些，兴许哪一天我也上医学校，做西医了呢？”
慎年却是说一不二：“上医学校，那不算什么。但没有必须要给一个男人洗衣服的道理。”
令年无奈道：“二哥，他都五十岁了，又有太太。”
慎年亦微笑道：“五十岁，有太太，就不是男人了吗？”
令年无言以对，两人僵持了半晌，慎年用手把令年的脸别过来，见她两道乌黑的眉毛拧着，嘴唇也咬得通红，是竭力在忍着怒气的样子，又将下颌一转，将他的手推开了。慎年忽而又一笑，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却连一块手绢都没给我洗过，也太厚此薄彼了吧？”
他这样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而让令年没法发作。她犹豫了一会，也只好说：“我跟他说，以后不帮他洗了。”又不想再看慎年的脸色，把袋子拾起来，下车去了。
第93章
银行里的那点风波却成了令年的一桩心事。她在医院忙碌之余，每天都买了报纸翻一翻，汤普生疑心她是否暗自计划着要找别的工做，便拿一双灰眼睛盯着她，令年只得将报纸放下。汤普生虽然保持着着英国人的涵养，不肯轻易去刺探别人的隐私，还仍忍不住要去打听：“杨太太，你的先生是做什么职业的？”
令年说：“他是当兵的。”
汤普生又问：“是当满清逊帝的兵，南京政府的兵，还是哪一位地方总督的兵？”
令年道：“他的上峰是上海督军府的窦大帅。”
汤普生面露狡黠，说：“那么他是一位保袁党啰？”
令年不想他一个洋人，却对国内的时事这样了然于胸，她故作糊涂道：“我不知道什么是保袁党。”
汤普生道：“有反对党，那自然就有保袁党。”
令年微笑道：“这我就不懂得了。”
汤普生便下了评断，说：“杨太太，你是个聪明人啦。政治这种事情，是很无聊，兼且危险的。我建议我们还是不要太关注它。”遂叫听差进来，只收他一个铜板，让他把茶房里的报纸都收走，拿回家糊墙用。
半月之后，逢休息日，令年要回于家，因为杨廷襄近日都不在上海，宅子里空寂寂，他的姨太太玉珠也甚觉无趣，便跟着令年一道，来向于太太和大少奶奶请安。这时于家后院的水塘已经覆满了荷叶，廊檐下的水缸里也栽的荷花，于太太正和大少奶奶在水缸边看金鱼，玉珠走上来鞠躬，说道：“太太，大少奶奶，耐好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