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人海 第31章

　　江进：“听说谅解书刘宗强父母已经签了。”

　　戚沨没有回复。

　　他们心里都知道，一旦签了谅解书，就有理由从轻发落。许多一审判决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或无期的，一来是因为二审大概率都是减轻而不会加重，二来就是因为谅解书的效用。

　　江进又发来消息：“谅解书这部分，检方也是出了力的。检方前面的态度也是同情，没打算往死里打。罗斐拿到谅解书就玩这手，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他图什么？”

　　庭上还在继续，双方辩论互不相让。

　　戚沨观望了一会儿，在手机上回道：“他想打成过失。”

　　江进发了个问号：“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是因为证据认定。而证据认定有严格标准，这个案子要定性过失，难度有点大。”

　　“就算不成功，他作为被告律师也算是尽责了。经过媒体宣传，对往后事业的助益很大。”

　　任何当事人都希望自己的律师尽职尽责，甚至有当事人希望律师可以为了自己不择手段，而不是拿钱不办事，当甩手掌柜，或是在一些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地方疏忽大意，犯下致命错误。

　　有的律师没有为当事人赢得应有的判决，会懊恼，会自责。这样的态度不能说是真的共情当事人，而是因为输了官司而导致的心情损失。但看在当事人眼中，只会认定这律师费花得不冤，该怪罪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庭和法律。

　　江进：“外面的人，不管是网友还是媒体，都想看到李蕙娜被轻判。”

　　戚沨：“这个案子无论轻判重判，对律师来说都是赢。”

　　轻判，那是因为足够专业。重判，那是世道问题，律师努力过了，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无论哪一种，都会在这一年的司法焦点上留下一笔。

　　江进：“那他不应该干律师，应该去搞政治。”

　　……

　　时间回到案发当晚。

　　此时的罗斐正在翻看李蕙娜的手机。

　　李蕙娜坐在对面十分不安，她一直盯着罗斐的动作，看着罗斐的脸色。

　　几分钟后，罗斐放下手机，目光低垂，似乎已经经过一番思考：“我的建议是，手机暂时不要交出去。自首之后也不要对警方提到有一部手机。”

　　李蕙娜惊讶得立刻追问：“可这里面都是我被虐待的证据，刘宗强一直说要杀了我，还有我妈和我女儿。”

　　罗斐抬了下手：“你先听我说完。这部分事实对你是有利的，但是有利的信息不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都放出去。人第一次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会有一种冲击感。但是时间越长，这种冲击感就越淡。祥林嫂的故事学过吧？”

　　李蕙娜点了下头，逐渐安静下来，尽管她心里依然在起伏，却没有再反驳。

　　她受到家暴是事实，并不会因为被打多了，那种冲击感就变淡了。但是看到和听到她被家暴的人就不一样了，毕竟拳头不在自己身上。

　　这里面的整套司法流程李蕙娜都没有经历过，罗斐一步步跟她解释，后面每一个过程，都有足够的空间谈论李蕙娜被家暴的部分，司法人员也会一次又一次听到她的描述。要在这个过程里构建起同情心，激起情绪上的起伏，而非因为听得过多而腻烦，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一定要注意的描述，尽量减少大量冗赘的重复性地痛苦抒发，讲事实也要一件一件具体地讲。

　　再者，司法人员都是逻辑清晰且有条理的人，他们也会对同样这类人产生好感，反而会对缺乏条理，说话颠三倒四的人“不耐烦”。当然这种不耐烦并非是故意为之，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比如说审判长一年要处理几百个案子，虽然法院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开庭，但这几百个案子一年之内必须审完判完，这就意味着每天开一场都未必完得成。如果期间遇到的都是逻辑混乱、上庭也不带齐证据、需要多次提醒，且一问三不知、答非所问的原告、被告，换谁都会“不耐烦”。这种情绪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长年累月的反复经历所留下的条件反射。

　　然而现实是，大多数原告、被告对于上法庭需要准备什么，怎么说话，完全是一团浆糊。就算提前准备了，上了法庭也会词不达意，越想说清楚就越说不清楚，有的还会蛮横不讲理、犟嘴、吵架，从态度上就处于下风。

　　罗斐的语速并不快，而他描述的“注意事项”都是李蕙娜此前想都没想过的，更加不会写在书里。

　　罗斐说：“最有冲击力的，最直观的事实，就要在最关键的战场上呈现。从审讯到开庭，最快也要一个月，再大的冲击力都会变淡。何况你这个案子的家暴程度，从司法角度讲还远不到情节恶劣的地步。你是没见过那些被打成残废的受害人。而那些案例司法人员都见过不少。所以要赢，要争取轻判，只说事实是不够的，一定要讲策略。”

　　这之后罗斐又说了几个关键点：懂法，但不咄咄逼人。柔弱，但有智慧。坚强，且不盲目诉苦。隐忍，但要有锋芒。

　　这些点乍一听很难理解，罗斐只说让李蕙娜进看守所后慢慢梳理。由于她性格上具备了其中一些特质，而且有脑子，要做到这些并不算困难。

　　罗斐又道：“因为你这部手机要暂时隐瞒下来，所以和这部手机有关的内容，你也要有个印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说出来。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审讯人员，他们之中有个人非常敏锐，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口误，都会被她抓住。但她不一定会表现给你看，而是用大量搜证工作去证实她的怀疑。一旦证实，就必然是铁证，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犯错。”

　　说到这，罗斐又指了指手机里李蕙娜和“茧房”的对话框：“看漫画这件事绝对不能提。刘宗强的手机里没有观看记录，现在下载也来不及了。既然你没看过这些漫画，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用刘宗强的手机检索到的。”

　　……

　　法庭上，当这些记忆涌入李蕙娜的脑海中时，她下意识朝罗斐的方向看了一眼。

　　罗斐正说道：“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没有履行对死者的救助义务，并非主观恶意的想法，而是因为恐惧。她担心被告人被吵醒，会对她进行二次殴打和强|奸，甚至会在酒醒之后找她的母亲和女儿泄愤。死者生前的行为极度恶劣，不仅从没有将被告人当人看，而且危及她们三代人的生命安全。被告人要保护自己已经不易，还要保护母亲和女儿。在明知道死者要打死她的前提下，还要日复一日地为死者清理酒醉后的呕吐物和大小便。”

　　罗斐的发言慷慨激昂，旁听席上的人一边专注地听，一边下意识看向瘦弱的李蕙娜。

　　李蕙娜的头更低了，肩膀有些抖动，似乎在哭。

　　罗斐又指向李蕙娜说：“即便是现在，死者已经不能再威胁被告人的生命，被告人依然不敢宣泄情绪。她不敢哭出声，这不仅是为了法庭的秩序，也是她多年养成的条件反射。被告人跟我说过，有一次她哭得声音大了点，吵到了死者，死者跳起来就给了她一巴掌。被告人过的是被囚禁的‘奴隶生活’，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死者的高压之下，在死者生命垂危的时候，依然不敢靠近死者，对他进行救助——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反应。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被告人，就算是面临再度被打的风险，也必须控制、克服自身的巨大恐惧去救助死者。并告诉她，这就是她作为‘奴隶’应该做的事。如果她没有克服，就是犯罪。这样和死者老家那种‘狗崽子不听话都是这么教的’又有什么区别？”

　　“反对。”检方说道，“被告人律师一直在使用渲染性词汇，假设不存在的情景。事实就是，死者当时已经昏迷不醒，根本没有能力起来殴打被告人。死者在濒死之际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这些痛苦也已经反应出来，呕吐只是其中之一。被告人精神正常，当时状态清醒，应当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

　　罗斐：“可被告人不具备医学知识，她只是看到了死者像是往常一样喝醉了吐在地上，如何判断出那是濒死之际呢？”

　　检方翻出尸检报告，读出其中几句关键，又拿出一份关于酒精中毒的研究报告：“酒精中毒的死者，在初期会有视物模糊、喉痛咽干、上浮疼痛的症状，六到八小时后症状会进一步加重，出现腹痛剧烈、强呃逆、呕吐，视线进一步模糊的症状，进而导致双目失明、头疼加剧、晕眩、出冷汗、昏迷、休克，直至死亡。也就是说从死者出现症状到死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症状是逐步呈现的，并非是瞬间发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被告人不可能一点觉察都没有。就算不具备医学知识，也有生活常识，不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

　　罗斐：“检方不要忘记，在死者出现症状期间，还对被告人进行过一次殴打，并实施□□。被告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都承受巨大的刺激，恐惧支配了一切，令她只能关注自己遭受的羞辱，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关注死者。而当被告人终于注意到死者时，死者已经倒在地上。在这之前，死者经常喝醉了倒地就睡，任由呕吐物粘在身上。那些呕吐物的味道熏得被告人无法入睡，但死者却完全没有感觉。如果是反应能力强的人，因异物堵塞气管导致窒息，生理上的反应会更为剧烈，水肿更明显，还会有痉|挛、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可这些都没有在死者身上体现。这说明死者因为酒精麻痹而导致反应力减弱，不只是对异物堵塞气管不敏感，连酒精中毒应当逐步呈现的症状也没有清晰明显地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没有意识到死者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是完全正常的。”

　　检方：“死者生前做过身体检查，结果并不理想，他还多次提到自己可能会早死，这一点在刚才的录音里也有体现。难道被告人没有过预见吗？”

　　罗斐：“因为被告人一直以为那是死者的愤怒之词，而且被告人早就做好了自己会先被打死的准备，并嘱咐母亲一定要将女儿带走。再者，死者每次殴打被告人都精神十足、拳拳到肉，还曾经两次将被告人打到骨折。被告人如何相信死者这样的体魄会突然死亡，又如何预见死者在哪一次醉酒之后，会因为呕吐物和牙齿堵塞气管而死呢？这些都不在被告人的预料之内，而且远远超出她的想象。说被告人有不作为的主观故意，实在牵强。就算被告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她也不会相信刚刚才对她施暴的死者，会再也起不来。而既往事实和刻在骨头里的恐惧感一再告诉她，死者的倒地只是一时，在经过数小时的休息之后，死者就会醒来，会继续打她。”

　　随即罗斐就引用了一段法医刊物上的文字，大概意思是说：哽死者在之前往往是健康状态，预先没有征兆或是征兆微乎其微。在日常生活中，以出乎人们意料的方式突然死亡，多发生在老人和小孩身上。

　　“还真让你说中了。”江进的信息再次发给戚沨，“疏忽大意的过失致死，或轻信能够避免以造成他人死亡。”

　　如果真的判了过失，最高是七年。“听”上去远比故意杀人要轻。

　　江进又道：“我还是那句话，有难度。”

　　戚沨回：“还可以上诉。一审只是铺垫。”

　　既往判例来看，二审要么维持原判，要么减轻处理，极少出现加重的情况。这也是司法制度的原则。

　　江进说：“其实这种夫妻间见死不救的案例，近几年也有一些虽然定了故意杀人罪，但只判了三、四年的情况。而且都拿到谅解书了，这样的结果应该不难达到。”

　　戚沨：“在程序之内，通过合法手段将重罪改为轻罪，这就是一种赢。”

　　“你是说，宁可要过失致死七年，也不愿意要故意杀人的三年？”

　　“不是还可以上诉么？如果一审就把罪名打下来，到了二审就可以把时间‘打’下来。对外还可以说，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牛逼。”

　　罗斐和检方依然处在难分难舍的状态，但很明显，检方已经趋于下风，如果再找不到更有力的点，很有可能法庭真的会听进去罗斐的意见。

　　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审判长也需要考虑到外界因素，特别是社会效果。谁都不希望看到审判结果进一步引起“公愤”，相关人员还可能会因此遭到投诉。

　　就在这时，检方突然向李蕙娜提出问题：“被告人，案发当晚，当你看到死者倒地不起，痛苦呻吟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

　　“反对。检方的问题带有引导性。”

　　“我们只想听被告人说一句心里话，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表达。”

　　“被告人，请回答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蕙娜不再低头啜泣，她早已平静下来，双眼有些发直，一直盯着前方的地面。

　　就在法庭上“不可开交”的那几分钟里，李蕙娜想到的却是那个雨夜。

　　那个她终于走向自由，不需要再惧怕拳头，不会再流泪的重生日。

　　她害怕被指控，不想去坐牢，可她同时认为，即便是这样，一切都是值得的。

　　刘宗强的死，就等于她的生。

　　直到庭上突然点名，李蕙娜才如梦初醒。

　　李蕙娜抬起头，看向检方，又看向审判长，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她张开干涩破皮的嘴，问了这样一句：“我的话，会公开吗？”

第23章 “我可以为自己的话负责任……

　　“我的话, 会公开吗？”

　　“你有权申请，但是否批准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和法律法规来决定。”

　　“我希望公开。我的话是说给和我一样的女人，和刘宗强一样的男人听的。”

　　停顿了几秒, 李蕙娜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知道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可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我希望法律可以回答我。是不是只要刘宗强死在家里, 死在我面前, 我只要什么都不做, 都一定要坐牢？他几乎每天都在家里，每天都在酗酒, 连医生都说再这样喝下去，寿命会大幅度缩短。他清醒的时候就对我说过，他要是不行了, 我必须救他，我要是不救他, 我就得坐牢。或者他在自己不行以前, 先把我打死，我就可以解脱了。现在因为他的死, 要我给他‘陪葬’，要我用坐牢的方式赎罪、接受改造，我实在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法律规定夫妻之间有救助义务, 是否也包括被打的人对打人的人有救助义务？”

　　“他用那张伪造的精神病证明拿低保，吸我的血, 还用那张证明来囚禁我, 做我的监护人。法律为什么要我为他的死负责？我被打骂、羞辱、强|奸, 每天都生不如死。我心里有恨，当然每天都盼望他死。因为只有他死了，我才可以活。我这样想有错吗？我相信每一个像我这样整日被打骂的女人都是这样想的。可是在法庭上, 我不敢说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们会认为我有故意杀人的主观认知。”

　　“有人跟我说，站在法庭上对外说出心里话，是我这辈子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因为案子判了，这件事的关注度就会逐渐降低。我坐牢了，没办法接受访问，我的声音传不出去，等我坐牢出来，我想说话也没人想听了。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站在这里将事实说出来，但这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错了，我只想弄个明白，凭什么被打的人不能反抗？”

　　李蕙娜的话刚说到这里，就被罗斐制止：“审判长，被告人现在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我申请……”

　　李蕙娜却将其打断：“我情绪很好。司法鉴定也说了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正常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

　　审判长说：“被告人，你可以继续。”

　　李蕙娜收回看向罗斐的目光，直视审判席：“他呕吐的时候，我用手捂住了他的嘴。但我没用力。他呛到了。”

　　罗斐再次出声：“被告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现在是在当庭推翻口供，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法律责任！”

　　罗斐的声音沉了下去，脸色极度难看。

　　“我可以为自己的话负责任。”李蕙娜却很平静，“我的确用手捂过他的嘴。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不想再清理他的呕吐物，我希望他自己咽回去。我没想过要杀他。”

　　李蕙娜的声音高了几分，随即又吐出一口气，说：“我不知道我领的那个到底是结婚证，还是奴隶证。你们知道每天帮一个酒鬼清理呕吐物和大小便，还要给他换衣服，是多么辛苦的事吗？如果我爱他，我可以做一辈子，那是我心甘情愿。可他打我、侮辱我，我对他只剩下恨。一个我恨的人，我还要伺候他，就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醒来以后就会打我，还会按着我的头，让我给他擦干净。他按了我那么多次，我只按了他一次，我就要因此坐牢，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告诉我，公正的判决会令人信服，不公正的判决只会令人质疑。而公正，应当是大多数人都认定的事，而不是只有法庭上的几个人，再反过来说大众不认可是因为大众不懂法。”

　　李蕙娜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话是否会传出法庭，但无论如何她已经说了，也必须说。

　　人这一辈子图的东西很多，还会随着事情的改变而改变。以前的她，就图刘宗强赶紧死，他死了以后，她就图自己的委屈和心声能有人理解，有人愿意听。

　　当然，李蕙娜的供述无疑是给罗斐出了个难题，可在法庭上罗斐不便发作。

　　他只是在刚才那一瞬间感到愤怒，那些情绪很快就平息了。他对自己说，这种反转是在计算之内的，他此前就考虑过如果发生应该如何应对。

　　于是罗斐快速在纸上写下几句关键词，直到审判长让他宣读结案陈词。

　　罗斐再一次扫过李蕙娜，神色凝重地说：“被告人声称曾用手捂住死者的嘴，但是她没有用力。这一点在法医报告上已有体现。报告上已经写明了，没有发现口鼻被捂住的痕迹，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可能。而被告人这样做，正是因为她担心死者醒来后会对其打骂羞辱。这也直接证明了被告人主观上没有杀人意图，她不敢用力，所以才没有留下痕迹。那么在没有用力的前提下，被告人的动作会否导致死者的呕吐物反流堵塞气管呢，这一点没有定论，疑点利益应当归于被告。恳请法庭仔细斟酌。”

　　“我记得就在开庭之前，我最后一次见被告人，她问了我两个问题，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个问题是，虐待罪的顶格判决是多少年？如果死者还活着，他对她造成的虐待会如何宣判？我回答她，这要看虐待的程度是否恶劣，是否构成伤残。以被告人现在的伤痕来看，死者很有可能只会判几年，可能比被告人遭受虐待的四年时间还要短。然后被告人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如果死者还活着，她通过法律途径和死者离婚，离婚后死者再追上门打她，甚至是打死她。在这种双方已经是陌生人的情况，死者是否会被判死刑，而不以虐待罪处理？我说这样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有既往案例认定，虽然双方已经离婚，男方打死女方的矛盾起因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是因为‘家务事’，所以依然会被认定为为‘家暴’。被告人感到很困惑，她问我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让她这样的人哑口无言吗？被告人还说，她可以去坐牢，但她希望法律能让她心服口服。这也是我今天想表达的意思，希望法庭能有一个令大多数人都信服的判决。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情是人之常情，是一种普世认知。在这里再次恳请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判。”

　　法庭外面台阶下已经站满记者。

　　见到罗斐一行人出来，记者蜂拥而至，迫不及待地询问罗斐庭审进展。

　　罗斐回答说：“我们已经近最大的努力去为李蕙娜律师争取她的合法权益，希望法庭可以念及李蕙娜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以及她遭受四年家暴的屈辱，能做出公正判决。”

　　记者又追问：“现在网上呼声最高的就是性别争议，说如果今天的案子性别反转过来，活下来的是男性，一定会得到轻判。但如果是女性，就会重判。请问罗律，这些声音是否影响到你，你是怎么看的？”

　　罗斐看向提问的女记者，扫过话筒上的媒体名称。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人是慈善基金会的合作方之一。

　　罗斐轻轻颔首：“听到这样的呼声我本人感到很遗憾，有时候也觉得很无力。既然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而且不在少数，那么我们作为法律从业者也应当去反思为什么，更要肩负起责任。雪崩到来，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权益，为弱势群体发声，从长远来看整个社会都会受益，并非只有女性群体。而且这也是象征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然，法律也会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每一次法律的完善都需要我们这些从业者去推动。希望李蕙娜的案件得到公正判决之余，也希望这个案子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进一步思考如何改善的下一个方向。”

　　不到半个小时，罗斐的访问就被发到网上，引起又一波关注。